如此，则出现法的主管部门设置位置不当。

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特别强调职业法学家必须持守经年形成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正是根据法学的思考方式，法学家们通过法律的历史性维度的观察，在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之辨析论证中寻找到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则。［23］ 贺卫方教授在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会议研讨发言。

最后，张晋藩先生对本次会议作了简要总结。因此，法学历史主义的基本立意在于以历史哲学省视法律现象，自法律哲学检阅历史过程。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罗马法的研究。［2］ 许章润：《法学历史主义论纲》，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许章润教授的大会主题发言。

法律史的学科史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侧重本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的被称为内史（internal history）范式。陈景良：《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本人会议研讨发言。针对从来的学说否定判例为法源的倾向，认为判例具有发现社会生活中生成的法规范的法创造的机能，主张判例作为法源的地位。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65—67页。[8]〔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0页。[17]〔德〕莱因荷德．齐佩里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14页。在这样的法律观、裁判观之下，必然产生理论崇拜、逻辑支配。

法律应是一个有效的规则体系。每种法学方法论实际上都取决于其对法的理解[8]。

因此，原则上必须承认法官的独立地位。此种效力，使法具有了价值。其二，由于现代社会之法律关系极为复杂，须由通晓法律技术之法律家担负发现法律的任务。另外，欠缺的补充还区分为没有达到立法者计划的欠缺和超越立法计划的欠缺，前者依据立法计划可以通过法规内在的欠缺补充，而后者就有必要以全体法秩序为基础的法原理来进行欠缺的补充，由于区别于不同的阶段，就有着各自进行过程的可以进行追溯验证的可能性。

因此，就其具体运用而言，作为解释的类比与作为续造的类比本无不同。杨仁寿：《法学方法论》而写成。其中，概念法学以法规无欠缺为前提，即使对于法规没有规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法规的概念抽象和演绎给予法律的构成。难道法院仅仅是作一下判断就无需论证了吗？特别是疑难案件，只有论证才能排除恣意和擅断。

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价值导向，使法官的裁决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这就要求司法裁判者在与法律规范的交流中，需要促成法律和亊实的结合，其尊崇的价值观念与立法者的旨意一致，在民众普适化的道德观念基础上进行价值考量，使裁决符合当事人的正义价值诉求，从而达到息纷止争的和谐目的。康托诺维其于1906年出版《为法学而斗争》，乃有意模仿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其中批判概念法学的法典万能、成文法完美无缺的观念，极度轻视法典的权威，不仅主张法官于法律有漏洞时，可自由发现生活中的活法予以补充，并主张法官有法律变更之权。

[18]〔德〕莱因荷德．齐佩里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15—17页。认识法律规范的这种两面性，可以让我们正确地理解法律的局限性，并通过各种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予以弥补，或通过法官的衡平，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最终更好地实现法律目的。

利益法学主张对于法律漏洞，应就现行法探求立法者所欲促成或协调的利益，并对待决案件所显现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以补充漏洞，可能在不损及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谋求具体裁判的妥当性，因此对实务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即法官是立法者的助手。此时，法官应自由地去探求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以资因应。[7]本节参考了雷磊《开放社会中的个案公正——齐佩里乌斯法学方法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12年2期，第28—35页。其主张者成为后来的科学学派的先驱。法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这种对应意味着关系统一性，而关系统一性意味着类推。

必须经过解释，究明各规定的妥当界限。向历史上的立法者寻求法律解释标准的，又被称为解释标准的主观说。

而概念法学无视法解释学的实践性，认为仅须以纯粹的逻辑分析方法加以认识，即为已足。所谓自由探究，指应摆脫实在的权威，不受法典的拘束。

[22]桑本谦：《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第102页。在我国，国家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司法实践遇到复杂疑难问题若釆用德国法学方法论，利于维持法的安定性，树立法治权威，但是司法裁判的妥当性可能贬抑，民众对司法裁判的可接受程度降低。

撒莱认为，法律应与社会并行时化，同时亦不能忘却规范之本质，须求安定。（2）作为续造范畴的类型比较。爱尔里希于1912年出版《法社会学的基础》，其中将法律区别为三：国家法、法官法及生活中的法。他还认为日本法对美国法的继受并非仅仅在于功利主义的性格，而是日本传统思维观的强化。

因为如果一切解释努力都无法导致对法律问题作出公正的解决，这样的法律规则就需要补充。一般，两者都有可能相互代替的关系。

在赫克看来，法官决不是一种自动机械，法官同样是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创造者。如所得结论不违背原立法者意思，亦应包括在内。

但立法者不可能满足此二理想，理由有二：其一，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即，过分追求具体的妥当性妨碍了平等原则下要求法的安定性。

它们的界限仅在于，前者在可能的语义空间（字义范围）内进行，而后者则超出了这一范围。一种有效的方法必然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某个阶段，某种解释的可能性、某项一般的法律原则或某一漏洞的填补的做法会被提出并讨论，并缓慢地获得其效力，即它们被司法机关所接受的或然性不断增大。但是，法官也是常人而非神，也必有其缺点和能力限制，任其自由地主观发现法，势必害及法律的安定性。虽然从议论理论学说系谱来看两国的观点没有多大渊源的区别，但是，各自批判对象的内容上显然有着很大区别。

在德国，曾经有过法律意思说对立法者意思说的争论，但是现在的立法者意思说并非是前述争论中的立法者意思说，后者在今天一般是被否定的。其次，在日本，法律欠缺场合的补充方法和标准也没有进行研究。

因此法律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15]或者用恩吉施的话说，一种目光在大小前提间的往返流转的过程。

耶林又于1884年以游戏笔法，发表《法学戏论》，嘲讽当时的法学者盲信逻辑、热衷于抽象概念的游戏，而忘却法律对实际社会生活所负使命。[30]一首先，在日本如果被认为是法律欠缺的场合就承认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可以不受拘束地进行裁判，其意味着日本的法律欠缺论仅仅是为了法官自由地进行造法的理论。